職工安置是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的重點與難點。這股“陣痛”考驗著煤企安置職工的能力，也考驗著政府的管理水平。

6 月 21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共同發布的《“去產能”政策對煤炭行業造成的就業影響研究》(下稱《研究》)稱，針對不同煤炭基地的特點和差異，對于解決煤炭去產能地區的就業安置壓力，必須采取一地一個方案，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抓好就業安置的重點和產業布局，開拓新的經濟發展和就業模式。

“一地一策”更合理

《研究》認為，煤炭去產能職工安置特點明顯。從外部環境來看，職工安置緩沖時間短、就業問題集中出現、多行業疊加影響;從內部環境看，則表現為從業人口基數大、文化程度低、年齡偏低、技能單一、行業粘性大等問題。同時，不同地區表現出不同特點，要更好地做好職工安置，就需因地制宜制定政策。

以東北為例，在 69 個資源枯竭型城市中，東北三省就占了 19個。主要產煤城市經濟結構單一，產業結構偏重;普遍虧損嚴重，資金鏈瀕臨破裂;計劃經濟影響巨大，創新不足，歷史包袱重、開采成本高等是該地區煤企的共性。

《研究》建議，為解決職工安置，東北地區應該從體制改革入手，整頓煤炭行業管理隊伍，改變管理方式;在培育替代產業時，要舍棄一些不切實際的新興產業，集中力量發展如生態農業、旅游等具有優勢的產業;對于一些有益于當地就業的第三產業，如網約車等，應給予更多靈活性的扶持;適當放棄對一些衰敗的煤炭資源型城市的強行持續輸血;建立好的投融資渠道，帶動民間資本進入，更多發揮市場作用解決資源枯竭型城市面臨的歷史包袱問題。

而在產煤重鎮山西，除朔州外，其他資源型城市也基本步入成熟和衰退期。部分煤礦超能力生產情況嚴重，產能過剩明顯。而山西煤產區的就業人員勞動技能單一，對新產業的適應性較差。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研究員張瑩表示，山西省的煤炭產業還將存續發展一段時間，但必須抓住當前機遇期做好煤炭行業的轉型升級，堅決淘汰沒有發展希望的落后產能，鼓勵煤炭產業更多轉向清潔煤生產，引導一些初級加工轉為深加工;同時加大對產煤地生態修復的力度，這樣既能創造一定的新增就業，更能為后續發展旅游提供條件。

與前兩地不同，內蒙古煤炭行業發展較晚、生產技術水平較高，因此在同樣的去產能壓力下，面臨的就業安置包袱相對較輕。但是當前同樣面臨著產能過剩、消化困難。據了解，全區500 多家煤炭生產企業中，目前已有40%-50% 的企業處于停產和半停產狀態。由此帶來的職工安置問題相當嚴峻。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王苒認為，作為我國北方的生態屏障，內蒙古在發展煤炭產業時要考慮當地的生態承載力，需兼顧對當地生態環境的保護和修復。當前，內蒙古一些大型煤企包袱較輕，可以在開發煤炭資源的同時進行環境治理和修復，由此也可帶來更多就業崗位。

安置思路待更新

隨著煤炭產量的下降，我國煤炭行業就業總規模也呈現下降趨勢。數據顯示，煤炭行業就業規模于 2013 年達到峰值水平的 529 萬后迅速下降， 截至2016 年 10 月，煤炭行業就業人數總規模已降至 395.5 萬左右，僅相當于 2013 年的75%，3年左右時間內就縮減了 133.5 萬。根據“十三五”煤炭工業規劃和煤炭行業“去產能”目標，以現在的行業勞動生產力估算，預計到“十三五”末期，煤炭行業的從業人數總規模將降至 300 萬以內。

對此，北京市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所社會研究部副部長霍景東表示，要做好煤炭去產能職工安置，首先要讓職工轉變觀念，因為現在煤炭、鋼鐵、重化工等行業都要分流安置職工，導致整個社會的就業壓力很大。要打破部分煤企職工還僥幸存在一線希望的心理，因為受經濟社會轉型影響，煤炭不可能再回到“黃金十年”，煤企員工應該有這樣的思想準備。霍景東認為，發展培育服務業是煤炭職工安置的重要渠道，但是這也考驗著對分流職工的認識與地方政府的管理水平。霍景東還建議，煤炭行業可以成立相應的就業基金，以解決職工安置過程中的資金壓力。

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能源研究室主任劉強則認為，政府應轉變職工安置思路。當前很多地區營商環境都不好，這與計劃經濟思維、政府管理水平不高有關。政府扶持新興產業、增加就業崗位不應僅是簡單的財政輸血，因為現實往往是財政補貼消耗在了財政系統里，到不了產業里。“政府要做的還是應該從減稅開始。”劉強坦言。

此前，煤炭工業協會副會長姜智敏就曾表示，2017年煤炭去產能難度加大，一是因為2017年去產能將全部涉及目前正常生產的煤礦，需要安置的人員不會比2016年少;二是因為2016年去產能過程中，通過遣散臨時用工以及在職職工轉崗等方式解決了部分人員安置的問題，企業內部自己消化冗員的空間在逐步縮小。根據人社部數據，2016年，需安置62萬煤炭職工，至年底，包括鋼鐵業總體安置了72.6萬人。而今年，煤炭鋼鐵兩行業待安置職工共約50萬人。